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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希代書版「颱風眼」之前
當自己感覺到，生命已不再年輕時，一九八五年也在臺灣冷慄而灰暗的冬天裏，悄然逝去。
一九八五年，我們這片美麗的島嶼歷經了幾次風雨，經濟犯罪、公害污染、意識形態之爭……很疲倦的感覺，以為剛過了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應該會更好些，事實很殘酷的告訴我們，一九八五年好不到那裹去。
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良知與自覺讓我有時實在無法沈默。我一直認為，文學工作者也是這社會的一份子，有責任也有義務對我們生長的家國有所回饋，而不是高據在雲端，用文字的夢幻、虛無在瞞騙群眾。
我還清晰的記得，剛剛提筆寫作時，是在一九七○年秋吧？還是一個執著於繪畫的少年，那時我所能抓住的，是徐志摩、朱自清，是王尚華……那個年代，我們的散文前輩離開臺變這塊土地很遠，他們用充滿濕濡的文字，在作遙遠的懷鄉，或記載他們小我的思維，哭泣或者哀愁。那個年代，那樣的導引，使得很多的文學少年只是充滿著唯美與蒼白，尤其是散客這種文學形態，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文學的啟萌期，竟只學會虛矯的感傷與無謂的嘆息。那時自以為什麼都懂，其實是井底之蛙，蒙昧無知。
那段日子，埋首拼命的創作，散文成為我唯一的心靈眷愛。那些沒有經過冷靜省思的粗糙文字，恰似未曾剪裁過的園中亂草，只是作自我無盡的宜洩與抒發罷了。
一九七四年秋天，我準備入伍服役。臺中的光啟出版社及臺北的水芙蓉出版社同時為我出版兩本散文集，帶著印好的書，我離開紅塵十丈的臺北，成為南方一個孤獨的軍人。我帶著一刀六百字稿紙，五枝原子筆，決意要在入伍訓練的日子裹寫完一系列的散文。那時，除了狂熱的文學，一份深刻的愛情充滿我的惦記；就這樣紊亂的交錯在我忙碌疲憊的入伍訓練生活中。常常自願替同伴站安全士官，為了貪圖在寂靜的深夜中，那張小木桌，以及十燭光的營房小燈。很吃力，眼睛耗損得很厲害，卻心甘情願。
兩年軍旅下來，我開始接觸到這個繁複的社會。我感到我被一種無形突然而至的力量傷害了。為什麼我們的教育教給我們的，卻和社會全然不同呢？課本信誓旦旦，說的是一回事，社會上很多人做的又是一回事，這究竟是一種什麼邏輯？
文學也是一樣的，社會呈現給我們的，不是那種散文中的飄逸、空靈，而是殘酷的現實。我開始對我寫了五年多的散文形態產生懷疑了；而加入社會的營生工作，奔波與應對，心靈的挫傷、疲乏，終於使我暫且停下筆了。
我知道，如果無法突破，我再寫下去又有何用呢？
一九七七年前後，鄉士文學論戰，高信疆先生提倡報導文學，鄉土藝術的被肯定，臺灣本土的民主化需求等等，像一波波洶湧的浪潮向我拍擊而至。我那時逐漸的覺醒，卻又不想刻意去追尋、探索這些文化運動的緣由；但我開始看到臺灣小說家們意氣風發的演出。我驚喜的看到一連串閃亮而堅實的名字與作品，像黃春明，像陳映真、白先勇、李喬、鍾肇政、洪醒夫：：我也看到臺灣詩人們給予我內心莫大的震撼，像吳殷。而我一直深切的期待，散文的園地裹也能夠有類似的表現。找尋了很久，我是失望的；我看到同輩的散文好手林清玄彼時正投呀在報導文學的工作，而住在中部的王定國則和我一樣，暫時停筆，他威偽房地產界的聞人……而那些散文前輩呢？依然不為所動，依舊在懷鄉，在作小我的抒懷，更多的散文作者，還是在描山畫水，甚至於歌功頌德，高據雲端；不然就是流浪、虛無—那個年代，小說家、詩人都覺醒了，而散文家在想些什麼呢？
兩年多的停筆，社會現實的歷練，我終於還是拿起筆來了。在一個微雨的深夜，我顫抖的在綠色的稿紙上寫下我久違了的第一篇散文，我知道，我可以再寫下去了；而從那刻開始，我明白，對於文學，我再也不會變節了。
一九七九年冬天，對某些臺灣年輕一代的文學工作者，是一種啟發，也是一種轉捩，他們終於明白在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是怎樣的一種利害關係。真的，他們終於瞭解到「沒有土地，那有文學」的真義。
一九八○年以後，臺灣的散文有了很大的變化。當年那群或者投身在報導文學，或者投身在房地產業，或者是暫且停筆的散文新生代的朋友，都不約而同的回來為臺灣的散文而努力了。像林雙不、林清玄、陳列、阿盛、雷驤、心岱、王定國。小說家季季、黃武忠、吳錦發、履疆。詩人的吳晟、馮青、苦苓、向陽、劉克襄、林彧。還有遠在海外的許達然、洪素麗，甚至於久未提筆的詩人、評論家陳嘉農……大家都拿起筆來，為臺灣、我們的土地，用文字留下痕跡。
那時，我寫下了「千手觀音」系列作品。那種熱烈的激情，至今想及，依然是令我懷念不已的；但隨後而來，我面臨了題裁的選擇問題。我覺得我有太多的盲點，我有很多的猶豫—那是在許多朋友讀到我的「千手觀音」那本書（此書有兩種版本，先是「蓬萊版」，後為「九歌版」）時的相同看法，他們覺得，我應該試著寫小說；他們認為我復筆之後的散文，有太多小說的基本質素。
一九八一年秋天，我開始試著寫「小說」。
我試著掙離我個人的色彩，而希望能以更冷靜、穩健的態度，從事散文之外的另一種文學形態，我很努力，很盡心的寫著。記憶中有許多昔日的故事，對我們八○年代轉型期的臺灣社會，我也開始有了自己的意見，我一一用文字真實的表達這些感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寫小說？但我明白自己的內心有一把炙熱的火靜靜在焚燒著。
逐一的發表，那時主編臺灣時報副刊的周浩正先生及李南衡先生每次遇到我，對我都是充滿鼓勵，他們也在發表上很實質的幫助我；讓這些可能會遭遇到某種責難的文字，呈現在廣大的文學讀者面前。
有人開始問我—你是在寫小說，還是在寫散文？
有人更直接的說—前，你可以寫那麼唯美、飄逸散文，何以現在都在寫這些社會現象，你是在暴露黑暗面。你已不再純真了，你以前的讀者一定會很失望。
前者問題，確是令我有些動搖了，因為他一針見血。我的確是試著在寫小說，但我散文的筆觸、感覺卻緊繫不放，這種相互的矛盾，令我感到困擾。而在那時，我所參與的「陽光小集」詩社的同仁們卻給予我很多可感的信心，也因為如此，我還是再回到散文的路上來。
對於後者的詰問，我毋寧是把他當做是一種善意的期許。但我要誠懇的說，寫作者他在不斷的成長，文學讀者也必須要跟著成長。年輕時的作品唯美、飄逸，年長後，渴求的應該是沈穩、堅實。我有不斷自我嚴厲要求突破的誠意與勇氣，讀者是否也應該要跟著作者一起成長、前進呢？
這十四篇有的像小說，有的是散文的作品，我一直十分珍惜，一直到今天（一九八六年），我在往後寫了好幾本書，沒有一本像這些作品這樣充滿它的「爭議性」。一九八三年初，當時的四季出版公司的葉聖康兄向我表明，他很注意我的作品，很想為我出版一本書。四季出版公司在我的感覺中，是一家很有水準以及能夠堅持原則的出版機構，我毫不考慮的把這些作品交給他們出版，書名就叫「走過豐饒的田野」。
一九八三年五月底，四季出版公司出了經濟上的問題，葉聖康兄還是把這本書印出來了，印得不多。我知道他的人，他完全是基於朋友的感情，而把這本書印出來，留給我作紀念似的。拿到這本書沒幾天，葉聖康兄含淚遠走異鄉，四季出版公司於是很遺憾的結束了。
「走過豐饒的田野」也就像個早產兒，一下就斷氣了。
這個在外面流落的孩子，總是令我憂愁，葉聖康兄可感的友情卻一直令我惦記著。而當我收到由孫觀漢先生轉給柏楊先生，再交到我手上的一筆款項，然後柏楊先生告訴我說，這是「四季」葉聖康兄在美國打工賺的辛苦錢時，我幾乎激動得落淚，這樣一個不願虧欠作者，負責任的出版家。
以後，我陸續的寫了幾本書，而這本書也成為一種惦記，它不該被埋沒，剛出生就夭折，情何以堪呢？
幾年，歲月這樣過來了。我有很多生命中的哀愁與挫傷，親人相繼的逝去，朋友也少了很多；三十多歲，很多感覺不能再像昔日一樣的輕漫，處事的原則與生命的態度也必須要堅持，尤其是一個以文學作為終生志向的人。
這幾年，散文創作一直秉持著自我的原則，以臺灣這片土地與同胞為主題，不說虛妄、矯飾的話；並且告訴自己，必須要更虛心、努力，用文字反映我們的社會與人群。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做到自己的要求？但我知道我很盡力。
會經為希代書版公司主編過一本「感人的散文」，他們很誠意的說，希望能夠為我重新出版這本書，我知道，這是詩人苦苓極力促成的。我有些迷茫，不知是悲是喜？這個早夭的孩子終於能起死回生。我想，遠在異鄉的葉聖康兄如果知道這件事，他一定也會樂見其成吧？
靜靜的深夜，我重新修訂這些舊作。昔日的青澀經過修正，應該會比較有成熟的韻味，這十四篇舊作，無論是小說或散文，當時那種創作的熱力，至今已經不復重現。幾年以來，文學心靈充滿塵埃與創痕，是必須要自我好好反省、思考的。而這本舊作，經過重新的整編，應該會有一個更新，更完整的風貌。
不知道，以後文學會變成怎麼樣？也許誠如一位詩人所說的—「每一個現代的文學工作者，都是一塊石頭，靜靜的疊在地面，讓後面的文學新生代踏著我們的背脊上去，一塊疊一塊，有一天，會成為一座壯麗的金字塔。」
真摯、用心的創作，做一塊後來文學工作者的踏腳石又有何妨？重要的是，我為文學盡到心力了沒有？
文學的記憶，的確像一道急促的河流，走了十五年，由青衫年少到漸入中年；這條充滿文學記憶的河流，在我內心深處，是愈來愈壯麗，愈寬潤，我，有這樣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