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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張賢亮的命運�
記者�邱婷／專訪
�對照文學評論的分析，經常會感覺到作家是「化外之人」。看大陸文評家講張賢亮的《綠化樹》落後的婦女觀、反共之說，再聽他高談商品經濟是當前大陸主流，如何將頭腦從小說轉到生意上，更覺張賢亮屬於無法被制約、歸類的一群。
�八○年代，大陸作家張賢亮的小說轟動了海峽兩岸，隨著在台灣的出版，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等小說都受到此地的注意，然而，講起文學評論對他的說法，首度訪問台灣的張賢亮有直截了當的回答，就像他講到自己何以在困厄的環境中搖起筆桿的理由一樣，總是給人一種因過於簡單而令人產生意外。
�張賢亮說，自己是非常重視女性的人，因在苦難環境中曾受過女性關心，令他深刻體會到，在惡劣的環境中女性比男性還能持有一分慈愛心，因此，他以「我筆下的小說，有不好的男人，卻沒有不好的女人」反駁那些不同的看法。張賢亮說，他的小說都在反映現實生活，迄今相信大家不否認整個社會還處在男權社會，「小說總不可能走在社會現實之前吧」。
�張賢亮自認自己與文評之間從來沒有對話。他主張，好的文學評論家該是很好的導讀者：「自己的作品要直接讓讀者感受，不願通過文評者去指導讀者」。至於「反共」說，他說，「文學又不是新聞，哪有什麼『共』與『反共』，我的作品只有人道主義文學，只承認是個寫小說的，如此而已」。
�張賢亮寫小說，被台大中文系教授沈謙形容是「從生命力迸發出來的」，而他自己在不得已的環境中藉小說脫困的過程，更是他渾然天成的創作最好的印證；張賢亮十三歲就開始寫詩，廿歲以一首<大風歌>，轟動文壇，但隨後被判為不滿現實的反革命詩篇，從此下放勞改廿二年之久，經年累月的勞改生活，雖沒有看過一本小說，但一九七九年之後政府需要大批教員，張賢亮為了讓組織注意到自己，好脫離農場的勞動行列，「憑著一點文化，就寫了『木馬人』」。
�張賢亮後來果真當了小學教員，但他形容已不會寫詩了，只好再試著寫另一個故事叫<四封信>，沒想到，居然被登在《寧夏文藝》封面故事，當時的他，「啊」了一聲，「原來這個就叫做『小說』，之後便不可收拾地寫下去」。
�張賢亮說，第三篇小說就被省裡領導注意到，而他的地位也確切隨著小說出爐而一路被往上抬，令主宰小說人物命運的張賢亮不得不反過來說，「小說真的改變了我的命運」。
�如今的張賢亮不僅在寧夏文聯有很高的地位，同時也是政協委員，更有趣的，他還證實了文壇流傳「張賢亮做生意去了」的說法。他說，現在商品經濟是大陸的主流，喜愛透過各種嘗試去體驗生命且站在時代尖峰的張賢亮，相信上帝造人「可能」是賦與全能，只是社會分工而有不同專業化，試過小說之後，他也要試試自己做生意的成績，於是創設了「西部影城」。
�張賢亮結合影視拍攝場及廣告等所籌設而成的「西部影城」，為西部地區賺取不少商業資源，而一開始，從教導農民、牧民懂基本禮節到服務，甚至每個垃圾桶的設計，他樣樣自己來，他說，「我又要想，又要幹，可能未來還要演電影」講到這兒，張賢亮眉飛色舞來，他說，他客串過謝晉的「老人與狗」可是一次ＯＫ。也許下次看到張賢亮，他又是另一番局面。
---------原載《民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