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綠島被關回來這三、四十年,每天都在做的功課不外是「怎樣化悲憤為力量」、「怎樣將痛苦昇華轉化為提筆作畫的元素」。然而出獄後,解嚴前,卻是我最想畫又不敢畫的階段,因為白色恐怖的陰影仍在,隨便畫幾筆都會被情治人員叫去問話。直到解嚴後受好友張義雄鼓勵,以及為了參加第一屆228紀念美展,我才積極揮動手中畫筆,在畫出「二二八悲情系列」後,我鬱結多年的心情總算的到紓解。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的事件,卻是台灣美術史上難以彌補的缺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正治禁忌;另方面是學院派長期帶領藝術避世的結果。二二八史畫的落空,更潛在的因素是「歷史畫」本來就難,難在「群像能力」與「歷史認知」。兩者都由於台灣歷史短淺,又頻頻改朝換代,在來不及適應、消化與沈潛的急速交替中,人物群像的基礎與歷史感情的素積皆稍顯薄弱。
我們應該深思我們究是如何在「紀念二二八」,是像缺乏歷史意識的年輕人信口喊出的「走出悲情」嗎?相反地,我們反而要教這群從來不知上一代悲情為何物的年輕人「走入悲情」,讓年輕人知道,二二八的悲情不是像他們遭遇失戀痛苦的悲情,而是屬於台灣人民歷史的悲情。悲情不一定是負面消極的,有時反而會成為一種驅使人們自立自強、奮鬥不懈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