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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電影叫做（�Out�of�Africa�），中文翻譯成「遠離非洲」，但是我總覺得應該叫做「遠在非洲」。那是一片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會踏上的土地，也沒有想到它對我人生的影響。�
若非焦桐要我寫個序，我幾乎忘了一年就這麼匆匆地過了。�
一九九四年，台灣展望會前往非洲薩伊的訪問團像一隊剛打完敗仗的部隊，從我自己開始，喉嚨發炎，鼻子只有在某一個姿勢之下可以呼吸，連帶著點燒，由新加坡上飛機和台北團員會合，昏昏沈沈的情況下，會長為我介紹七位來自不同報社、電視台、雜誌的新聞界高手，但不幸有一半是病歪歪的，大家來不及交換名片就先交換各式各樣的「抗生素」、「喉糖」、「退燒藥」。其中，焦桐的藥最齊全，怪不得人家說患難之中比較能結交朋友，而加上自稱為「天下第一美女」的爹的焦桐，每日工作完畢後，坐在晚飯桌上，一定要告訴大家他的女兒是多麼的美麗，這種心情在那一群人中大概只有我了解，尤其是當你必須遠離你的孩子，更尤其你又身在一個周圍都是無家可歸、有家也歸不得的孩子們的國家薩伊，我們更會分外思念自己的孩兒，更會為這些街童們感到痛心，也不斷的深思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遠離非洲」那部電影裡，女主角在離開非洲之前，請她的非洲僕人把手套脫掉。在今日的東非肯亞，依然可以感覺到英國當年遺留下來的殖民傳統。如果你到肯亞山或MASA�MARA去旅行，必然會進入那一望無邊的草原裡去尋找各式各樣的動物，獅子、老虎、花豹、犀牛、長頸鹿、狐狸、大象……那裡是牠們的家，人類則是坐在汽車裡不可以下來的另一種動物。每一部車輛總有一位非洲土人，手上抓著一枝長槍，他是我們的僕人，當我們請旅館準備午飯盒時，旅館拒絕為這位僕人預備，除非我們自己喜歡多帶食物，到時候吃剩的可以給他。不知為何，這件事令我耿耿於懷許久。非洲土人手上的那對白手套好像永遠不能脫下來似的，他們卑微地活著，與天與地還有與他們平等的野獸一起生活。上天賜予我什麼，我就應擁有什麼。第一次我到非洲，被這一種寬大和簡樸深深感動了。但是第二次卻同樣在離肯亞不遠的邊境瓦佳（Wajen），我看到一句令我驚心的字句：God�s�Wish�is�not�men�s�Wish。（上帝的希望不是人們的希望）。是什麼讓非洲人這麼憤怒？是什麼令他們如此絕望呢？�
乾旱！長年來的天災，土地上不再生產，動物和人不斷死去。同時，婦女不論是因宗教原因，或恐懼自己孩子的死亡率太高，在無正式教育的情況下一個接一個的繼續生育，食物不足、營養不良，引起了各式各樣的疾病。這兩年來難民營中所見過的孩子，幾乎沒有一個是身上沒有帶病的，這種惡性循環就如雪球般的越滾越大，相信我們國家的孩子還沒有聽說過舐鼻涕來解渴吧！孩子，孩子們是最無辜的，在每一雙大眼睛裡都是不安和疑問：為什麼我要生下來？為什麼要生在這裡？為什麼我的肚子永遠是空的？為什麼我們永遠都在逃亡？我們能用什麼去回答他們呢？「是因為你不幸！」但為什麼我那麼不幸呢？我比其他人種笨嗎？我比他們懶惰嗎？如果都不是，那為什麼？�
一九九二年，不是美國大事宣傳了老美英雄式的駐軍拯救索馬利亞，可能不會有人知道這個地方。新聞片中瘦骨如柴的人們在天災、內戰中掙扎地活著，每次看到數十個孩子搶那一盒佈滿了蒼蠅的飯，他們的尖叫聲隨著那跌落到泥濘地上的飯盒而轉成哭聲，嘴裡依然嚼著一點點糧食才是他們明天生存下去的希望，我一次一次的懷疑這個世界上有這麼悲慘的地方嗎？直到自己走入了索馬利亞的難民營才知道這是事實。多少孩子都在死亡的邊緣，多少孤兒蹲在雨水下發���獃，一位本地的救援工作人員說：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無怪乎「拜多」這個城又叫做「死亡城」，任何一個願意在這裡住上多過一天的人都是勇敢的。從九二年到九四年，索馬利亞整個局勢並沒有好轉，當我們與展望會正在薩伊訪問時，得知在拜多的展望會總部被炸，其中一位外國工作人員重傷被送走。�
我從一些身在最前線的外國救援工作者身上深深的體會到愛心是沒有國界、種族、膚色和私心的，我學習到不再用憐憫的施捨的態度，而用同等的心去互助。這幾年來台灣和香港的公益活動越來越多，我衷心不願意看到這些活動成為秀場的競爭、數目字的比賽，每一年「飢餓年」這個活動對我是意義重大的，任何一位實際參與的朋友都可以略微感受到遠在非洲的難民的苦，或許是十分之一的苦吧。�
今年許多父母帶了七、八歲的孩子來參加，更有教育作用；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很大，而我們人雖然渺小但我們的心卻可大到伸展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
哥本哈根有一個大型的人口鐘，數字板每隔一秒跳動一次，它顯示著每分鐘有四十七名嬰兒在貧苦的環境中出生，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全世界的領袖陸續聚集在丹麥哥本哈根，展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高峰會，負起艱鉅任務，要求亟待援手者做更多事，甚至比富裕國家還多。聯合國祕書長加利一再強調：「沒有和平，萬事皆變得不可能，不得發展，社會變得沒有將來。」但每天報紙一打開，各處的戰爭消息不斷，種族的糾紛，經濟發達的國家在金融波動之下，通貨膨脹、失業率增高引起更多的社會隱憂。�
在我們這個表面太平的社會裡，父母絕捨不得孩子去吃苦，所以這一代的家長逐漸成為賺錢的機器，而下一代就養成為金錢的奴隸。在第三世界裡，人民窮於生存，我們的世界裡，窮於精神。�������������������
從薩伊回來不久，又看到盧安達的戰亂，聯合國工作人員在帶領孩子們逃亡時全部被殺，外國救援的糧食根本無法運進去。我立刻想起在Lumbumbachi夜晚，那些被軍人追著四處竄逃的遊童，坐在地上玩泥巴的嬰兒，那是一個我無法理解的世界。但展望會某一處的黑人會長講了一番話：「不是我們非洲人要把這些內戰問題歸罪於外國人，但你們要知道非洲有油礦、鑽石礦，有太多令外國垂涎的東西，而非洲國家政府的不健全就是最好被他人利用的弱點。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些叛軍的武器是誰賣給他們的呢？政治遊戲是最骯髒的事，受苦受難的就是不值錢的人民的性命，這一點倒是全世界共通。」�
焦桐寫薩伊的散文，讓大家和第三世界的中非又彼此多了一些認識。也提醒我們一個國家若沒有穩定的政治局面就無法談發展。種族、省份的分裂將會苦了老百姓，而最無辜的當然就是這些孩子們。�
我常常告訴朋友，這一生最令我懷念的旅遊就是第一次到東非去玩，去接觸大地，但接下來兩次再去非洲，仍是畢生難忘，心情卻是完全相反。每一次離開非洲，那裡的工作人員總是再三的「謝謝。」而我卻帶著惶恐的心回到亞洲。我不知道在歌舞昇平的環境裡，他們聽得見遠在非洲的求助嗎？�
我已經相當厭煩聽到有人問：�
「為什麼要救援非洲的人？那裡的一切關我什麼事？」�
我只祈求千萬不要有一天，當我們必須向外伸出求援的訊息時，別人會這麼說：�
「台灣在那裡啊？那裡關我們什麼事啊？」�������������������������������一九九五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