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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牡丹社事件以後，日本攫取臺灣的行動，已是昭然若揭，企圖是很顯然的。除了這些公開的侵略行動以外，它們還不斷地進行著所謂「調查」；據故老說，日據前，全臺重要地方時常發見善操華語的日人「化緣僧」，宜蘭則有日人的製腦業者，臺北有日人的「妓館」；這些人是不是第五縱隊，我們雖然不敢妄加斷定，但無疑地，其中可能部份是假藉這些行業來做掩護的間諜。除了這些奇怪的人物以外，據日人的紀錄，還有聞名的「軍」方和「官」方人員的刺探行動，而且令人感到憤怒的就是他們似乎還帶著收買單純的先住民，煽動反清，製造叛亂的使命；初代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初任民政長官水野遵、廈門日本領事上野的臺灣「踏查」，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現在回顧這些「史外史」的陳跡，可以重新認識日人企圖攫取台灣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固然，他們的紀錄是平淡無奇的，可是我們從字裡行間卻可以窺見其野心而無遺，這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令人不無所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