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中國心[發展與教學篇]

　甚少同時加以採用。我們認為這兩大研究方向雖然不同但卻互補，在孝道研究中或能加以溝通與統合，從而可對孝道從事更有系統的探討。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只有從這兩種觀點才能對孝道從事有系統的研究。原則上，從其它的心理學或社會學的觀點（如心理分析論、社會角色論、社會交換論）也可能發展出研究孝道所需要的良好概念架構。在這裡，我們所要強調的是：孝道的心理學研究是一個廣闊的學術領域，現在已經開拓了進入這一研究領域的兩條途徑。

　其次，在上文最後一節中，我們不僅分就社會態度與認知結構兩種研究方向舉出多項未來從事孝道研究的課題，而且還就兩種方向的配合性研究提出一些可以認真探討的方向。我們之所以有系統地提這些可供未來研究的課題，並不是想將它們劃歸我們自己的「勢力範圍」，只留待自己加以研究，不樂意別人進來染指。恰好相反，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各類有待研究的孝道問題，就是希望能引起部份心理學者及其它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者對孝道的研究興趣，以便今後共同來探討這一重要的研究園地。其它學者採用我們所建議的研究策略來探討孝道固所歡迎，採用其它理論觀點或研究策略來探討孝道也樂見其成。我們不但希望今後在台灣能更多的心理學者及其它社會及行為科學家來從事有深度的孝道研究，而且希望今後在大陸、香港及新加坡也能有更多的有關學者來從事有深度的孝道研究。

　最後應該指出，孝道研究不僅可以增進我們對中國家庭中親子（女）關係的瞭解，而且對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或本土化也具有特殊的意義。自從台港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者推動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運動（見楊國樞，1987；楊國樞、文崇一，1982；蕭新煌，1987）以來，已十年於茲。其間雖已產生部份成效（如楊國樞，1988），但有待努力之處尚多。在心理學方面，楊國樞（1982）曾指出心理學研究中國化有四個主要的方向或層次：重新驗證外國的研究發現，研究國人的重要而特有現象，修改或創立概念與理論，改變舊方法與設計新方法。在這四個中國化或本土化的方向中，第項十分重要而急迫，因為經由中國人之重要而特有的心理與行為現象的研究，最能發現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局限，從而自易修改舊的理論與方法，或創立的理論與方法。

　因此，中國人之重要而特有的心理與行為現象的探討，可以說是心理學研究中國化或本土化的主要突破點。從本文的緒言可知，孝道是中國社會文化中很獨特的一種心理行為現象，而且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對這樣一組具有高度重要性的特有現象從事系統性的實徵研究，應當最易獲得心理學研究中國化或本土化的成效。尤有進者，經由孝道的系統性研究所獲得的理論與知識，對於建立以中國人為對象的本土心理學或文化心理學（cultural�psychology）（Howard,�1985）必將大有助＝益。